诞生在太行山小村的银行，成了“新中国金融的摇篮”(上)

　　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一个太行山间的普通小村，有山有水，风光峻奇。但令这个小村声名鹊起、为更多人所知悉，还是由于其所承载的厚重红色金融历史文化，在于其在红色金融发展历史中所写下的浓墨重彩的篇章。这里是冀南银行的总行所在地。

　　位于小寨村的冀南银行总行旧址

　　冀南银行于1939年6月在山西省黎城县西井村筹建，当年10月15日在黎城县小寨村和河北省南宫县同时宣告成立，该行的行名为邓小平同志1939年所写。至抗战胜利前夕已发展成为敌后根据地最大的银行。解放战争时期，营业区域进一步扩展，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刘邓大军中原逐鹿的重要后盾。1948年4月迁石家庄市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1948年11月，华北银行又与西北农民银行和北海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

　　作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银行之一，作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冀南银行在新中国金融事业建立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5年5月，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专门为该行写下了“新中国金融的摇篮”之题词，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该行在新中国金融事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那么，这家从太行山间小村子走出的银行，是如何成为“新中国金融的摇篮”?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根据地银行之间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现进行一下初步的探讨。

当之无愧的“摇篮”

　　冀南银行的成立时间为1939年10月15日。

　　如果单从成立时间上看，西北农民银行的前身兴县农民银行早在1937年9月就已经成立，既是山西省境内革命根据地最早的银行，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创办的第一家银行。北海银行于1938年12月1日在山东掖县(今莱州市)成立，虽曾在1939年春一度停业解散，但很快于1939年8月恢复重建。晋察冀边区银行则于1938年3月20日在山西五台县石嘴村成立，这都早于冀南银行，特别是晋察冀边区银行，还帮助冀南银行印制了首批冀南币。

　　如果单从中国人民银行组建时的情况看，西北农民银行和北海银行似乎更接近于 “新中国金融的摇篮”，而作为华北银行两大组成部分之一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似乎也有资格分享这一殊荣。从历史渊源上看，于1948年1月并入西北农民银行的陕甘宁边区银行上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又长期在党中央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称之为“新中国金融的摇篮”似乎更名正言顺。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尽管冀南银行创办较晚，而且在人民银行正式组建时已并入新的华北银行，但该行在人民银行建立过程中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在刘少奇的一份报告中有较为全面准确的体现。1948年3月9日，时任中央工委负责人的刘少奇，在河北西柏坡向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提出了统一全国各解放区银行体系的请示报告，建议“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新钞……统一两区货币;下一步再以华北银行新钞统一西北货币;再下一步即以华北银行统一渤海与山东的货币”。3月1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了中央工委意见，这份报告也就事实上成为中央批准的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的基本“路线图”。

　　但由于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华北银行成立后新钞尚未发行而中国人民银行的组建已迫在眉睫，冀南币便作为华北银行的本位币流通于华北地区，直至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人民币为止。当时的决策者为什么会选择冀南银行作为统一解放区银行体系的基础呢?通过对当时各解放区银行的相互比较，发现冀南银行具有三方面较为突出的优势。

1、实力雄厚、金融体系完备。

　　1947年10月时，冀南银行在总行之下设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行、26个分行、473个县支行，机构遍及西至黄河、东达津浦路、北至正太路、南达陇海路的广大中原地区，辖区人口3000余万，已成为实力最雄厚的解放区银行。在冀南银行的领导组织下，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因地制宜组建起了许多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其中太行区在1947年上半年已有信用社30个、信用部600余个。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进展，冀南银行还在邯郸创办了股份制商行——瑞华银行，并在邢台、长治、济宁、晋城、荷泽等城市开设了分行，从而拥有了覆盖城乡的完备金融体系

2、冀南币信用度高、币值稳定。

　　经过几年来的不断发展，冀南币建立了稳定的信用，成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本位币，并随着抗战胜利后冀鲁豫军区部队进军东北和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流通到了东北和华中。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文件规定：冀南币与晋察冀边币为1：10，与北海币为1：1，与西北农民银行和陕甘宁贸易公司流通券为1：20，与陕甘宁银行币为1：400。当年11月在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经双方边区政府商定并报中共中央和华北财办批准，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的货币按1：10的比值统一在华北地区流通使用，但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只流通而不再发行，冀南币则继续发行，逐步成为华北地区的本位币。

　　冀南币与其他根据地兑换比值

3、金融管理和经营水平较高。

　　冀南银行不但在应对敌、伪、顽、特的扫荡破坏活动中保持了业务正常开展和账款安全，而且在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冲击中保持了币值的稳定，并于1945年12月实现了对鲁西银行的成功整合。在发展壮大中培养了大批金融管理干部和业务骨干，在发行货币、发放贷款、资金汇兑、管理外汇、代理金库、收兑金银等方面形成了成熟的管理体制机制。更令人钦佩的是该行还创办了建业会计学校，设计创作了行徽、行歌，办有《银行月刊》和《会计》杂志，其所属太行区行三分行还于1947年6月创办了《信用合作》报，可以说是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行者，许多管理工作在今天看来都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基于以上因素，冀南银行也就顺理成章地被中央确定为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的基础。而薄老作为冀南银行发展壮大的亲历者，作为人民银行组建和发展的见证者，作为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财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历经几十年沧桑后对冀南银行作出“新中国金融的摇篮”的定位，无疑为全面准确地了解那段历史洞开了一扇窗口，对冀南银行实际是实至名归、“盖棺定论”。

艰难困苦中破土而出

　　八路军129师于1937年10月进军太行山后，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创建了包括晋东南、冀西南和豫北在内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但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却面临着种种困难：战争阻断了法币流入渠道，日伪通过大量发行伪钞破坏掌握法币，掠夺根据地物资并作为外汇从英美等国采购战争物资;根据地货币流通混乱，金银、法币、日伪币、地方杂钞同时流通，给根据地日常生产贸易和群众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国民党政府停止向八路军供应粮饷，而队伍日益扩大，军需供应日趋困难;日伪军频繁扫荡根据地，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统一货币，保证供给，支持抗战”，成为了根据地建设的当务之急。

　　当时晋东南的山西第三、第五专署曾分别发行了上党银号票和救国合作社兑换券，冀南行政公署则欲争取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合作建立河北省银行，但由于顽固派的干扰破坏未获成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因而决定，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八路军129师筹建冀南银行。

　　当时面临的困难主要有选址、人才和印钞三方面。

　　首先是总行的选址，不仅需要找办公和营业场所，还包括印钞、金库地点等，要求不仅能相对稳定地工作，而且要撤离转移方便。经过反复寻找比对，最终选择了黎城县小寨村。该村位于黎城、辽县(左权)和武乡交界之处，属于根据地的腹心区，群众基础较好，距离八路军总部长期驻扎过的王家峪、砖壁、麻田和兵工厂所在地黄崖洞均只有二三十公里，背靠大山，前临河沟，只有村前一条小路与外界相通，居高临下，易守难攻。随后又在附近的西村、霍家庄、宽章村等地确定了印钞厂和金库秘密存放点，为银行的开办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冀南银行印钞二队所在地磨石村，目前仍有村民居住

　　其次是经营人才的选配。经过统筹协调，从延安抗大等单位调来了有多年银行和经济工作经验的高捷成、胡景沄、陈希愈、范惠、李绍禹等人担任银行高管，又从冀南财经学校毕业的学员中选调了一批，组成了冀南银行的基本经营队伍。

　　但最为困难的还是印钞，当时根据地物资奇缺，印钞设备、纸张、油墨等根本没有，印钞技师也很难找。为破解印钞难题，几乎进行了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总动员”，一方面采取“取之于敌、虎穴取材”的办法，通过多种统战关系和商人到敌占区的北平、天津、石家庄、太原、长治等地采购;另一方面对根据地的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进行了大集中，在选调冀西报社、太北胜利报社、太南报社、山东冲锋报社、上党银号和太岳新华社等单位设备和人员的基础上，组建了四个印刷所和两个铅印所，组成了冀南币的印刷机构，顺利承担起了冀南币的印刷工作。

　　冀南银行印钞二队旧址

　　必须指出，冀南银行从筹建时起就被作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主体银行，冀南币就被作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本位币。之所以称冀南银行是因为当时根据地尚无统一的政权，便以冀南行政公署牵头创办。1939年9月16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以财字17号通令宣告成立冀南银行并发行冀钞，由此开始了冀南银行“名不副实”的九年多光辉岁月。

　　(本文主要内容曾首发于2010年9期《山西农村合作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