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银行上海分行

第1位网友观点：

　　【台湾的“上海印记”：在“上海商银”存钱，去“徐汇商圈”逛街】

　　海峡导报(记者 薛洋 文/图)上海对台湾影响很大，走在岛内街头时不时会看到“上海XX”的招牌，像是“上海市牛肉面”、“上海名屋西服”、“上海当铺”等。

　　在台北随处可见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商银”)，并非是某家上海银行的台湾分行，而是一家台湾本土银行。当然，这家银行跟上海是有渊源的，它于1915年在上海成立，创办人为江苏商人陈光甫，起初规模非常小，但后来发展迅猛，大名鼎鼎的无锡荣家也参股。1954年，上海商银在台湾重新注册登记，1965年正式复业，如今已成长为一家较有规模的商业银行。

　　新北市有一所徐汇中学，这所学校也是源自上海。1963年，由上海徐汇中学在台校友发起，“天主教徐汇中学”在台北县(今天的新北市)芦洲“复校”。围绕徐汇中学，如今芦洲形成一个徐汇商圈，徐汇广场就在学校对面，一旁还有“徐汇中学”地铁站，交通非常便利。

　　早在民国时代，上海就已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工商业发达，1949年之后一些企业、财团迁往台湾，“上海XX”公司、店铺逐渐在岛内落地生根。以上海菜为代表的江浙菜系在台湾上层也比较流行，是“精致”、“品味”的象征。

第2位网友观点：

　　上海掌故

　　洞庭山帮

　　洞庭山特指以苏州洞庭东山席家为首的上海买办集团。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该帮几乎垄断了上海外商银行以及许多洋行的买办职务。约1857年(清咸丰七年),十九岁的席正甫偕兄席素煊、弟席素荣避战乱到上海,“未几创办钱庄,自任执事,善于经营,日有进步”。当时担任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的绍兴人黄槐庭(一名黄槐三)为汇丰银行放息,颇得汇丰大班信任,但黄氏不懂英文,遂由沈二园(沙逊洋行买办)将其懂外文的外甥席正甫介绍进汇丰银行担任跑楼,协助黄槐庭工作。1874年(同治十三年)黄氏因病辞职返乡,席正甫即继之而任汇丰买办。席正甫任买办期间积极参与汇丰银行对清政府的政治借款,如1874年台湾海防大臣沈葆桢急需一笔二百万两的“福建台湾借款”,该事原应由黄槐庭承办,但黄因金额太大,怕吃赔账竟急出病来,于是由席正甫承办,通过伦敦和香港发行一笔七十五万英镑的公债,汇丰银行购进近四十万英镑,公债由清廷的关税作担保。席正甫又依靠汇丰买办之职结识了李鸿章、左宗棠等达官,其地位日显;他又通过承揽洋烟垫款及与钱庄建立业务联系,控制了上海的金融业。后来席正甫四弟席素恒又承嗣沈二园改名沈吉成,席、沈并为一家,席氏的地位就更高了。由于席正甫的关系,席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逐步担任其他外国银行和洋行的买办。席素煊曾担任麦加利银行买办间司账、买办;席素煊长子席锡藩先后担任麦加利银行副买办和华俄道胜银行、中法工商银行买办;席正甫侄孙席德鋆先后任道胜银行跑楼、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席德渊任中法工商银行和瑞士某轮船公司买办,席德淕任美商信济银行买办;席正甫长子席裕成任汇丰银行买办,三子席裕光任宝信银行买办、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即中国银行前身)上海分行协理,四子席裕美任台维洋行买办,五子席裕奎任汇丰银行副买办和住友银行、有利银行买办;孙席德濬任汇丰银行买办,孙席德熏任运通银行副买办;三弟席素荣先后任德华银行、有利银行、道胜银行买办,四弟席素恒(即沈吉成)任新沙逊洋行买办。旧日上海钱庄业主要操纵在徽帮手中,但上海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即洞庭山帮),还得忍一忍”,足见洞庭山帮在上海的势力和影响。

　　今苏州东山席家花园,即席氏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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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儀在台施政之三

　　五、獨立與穩定金融體系

　　抗戰勝利後，中國經濟疲憊，法幣氾濫成災。陳儀為避免台灣受大陸金融混亂之累，於是堅持台灣自成金融系統，發行獨立的台幣，禁止大陸法幣在台灣通用，並實行台幣外匯管制，將台幣與法幣隔離，形成「一國兩幣」'同時拒絕大陸金融機構在台灣設置分行，企圖將大陸金融災難對台灣的負面影響，減至最低。另方面，「一三八事件」發生前夕，台北市運售物價指數業已較十年前日治時期漲了二百九十倍，漲幅驚人。然而同時期上海的物價指數更較十年前漲了 一萬三千九百三十六倍，兩者相差甚遠[8]。

　　六、公有土地放租

　　台灣光復初期，農民佔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其中又約有百分之七十為佃農，他們向地主租地耕作之平均租率，多為地主百分之五十五、佃農只有百分之四十五。一九四七年一月，台灣長官公署公佈了「台灣省公有土地放租辦法」'將公有土地配給有耕種能力之農民耕種，政府收租率一律以正產物全年收穫總量百分之二十五為準'尚不到私人地主收租率的一半，且租期至少五年，佃農獲得保障。依此辦法放租之面積超過十萬公頃，承租農戶達十三萬戶，佔全部農戶的百分之二十二，為後來施行三七五減租措施，奠定了良好基礎[9]。一般人多將推行「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政策歸功於後來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但陳誠私下亦向人表示，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實際上是陳儀主政時策劃設計，他只是「執行而已」[10]。

　　七、推廣教育

　　一九四四年仍為日治時期時，共有一七四所中等學校，但陳儀主台不到二年，己使全部中等學校增加到三百四十二所。在國民教育方面，台灣在日據時代，即已達到百分之七十一的就學率，在陳儀離台時，國民小學的就學率更推廣到了百分之八十二點三七[11]。此外，並成立「台灣省編譯館」[12]。

　　八、推行地方自治

　　一九四六年四月公開舉辦省、縣、市、鄉鎮等各級議會議員選舉。選出區鄉鎮市民代表七千零七十八人，各縣市參議員五百二十三人，省參議員三十人[13]。此外，陳儀還草擬了台灣「三年自治計畫」，準備自一九五0 年起，實行縣、市長和省長民選[14]。

　　陳儀在抗戰勝利前擔任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籌備接收台灣事宜。陳儀連議建議台灣政治體制，因為被日本人統治了半個世纪，恐怕人心不服所以不設行省而設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公署集軍、政、財務等大權於一身。事後證明陳儀的主張是對的，許多人出生在日據時代，受的是日本教育，從小日本人教育他們藐視中國人，他們當中也不少人自以為是日本人。日本戰敗，不少人聽到天皇錄音而跪地嚎啕大哭。但是陳儀治台一年多的時間，他看到接收的順利，看到了台人恭順的一面。而不理解日人治台並沒有推動民主、法治，更無意提升台灣人的公民素質，所以當時有一批台灣人其性格是結合中、日低層文化之大成，陳儀對他們的尊重、愛護，被他們視為懦弱可欺以致釀成巨禍。

第4位网友观点：

　　佩洛西内幕交易已经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民愤，别看咱们在这里关心的是她访问不访问台湾。在美国大多数人关心的是她家炒股的问题。连美联储达拉斯前分行主席都认为是内部交易，并且认为应该采取行动。

　　佩洛西老公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在芯片法案通过前卖出了英伟达股票，亏损了30多万美元。这还不算完，一直到昨天，正式消息传来美国国会准备在9月立法提案禁止议员和家属炒股票。目前的方案是议员可以买共同基金，但是不能炒股。佩洛西办公室已经正式回应了这个法案，表示会推进。为此，有媒体打出标题，民主党同僚背叛了佩洛西。

第5位网友观点：

　　【地名故事：江汉】

　　江汉区位于武汉市汉ロ地区中部,是武汉市7个中心城区之一。区境南临长江、汉江交汇处,分别与武昌区、汉阳区隔江相望;北抵张公堤,与东西湖区接壤;东、西两面各与江岸区、硚ロ区相邻。江汉区土地面积大约28.29平方公里。

　　据《武汉地名志》资料记载:江汉区境域是古汉ロ镇发源地,迄今有500年悠久历史。明成化年间(1465一1487年),汉江下游发生改道,在郭茨ロ一段裁弯取直,主河道从龟山北麓汇入长江,自此,汉ロ从汉阳析出。区境南部汉江入江ロ沿岸,成为居民最早定居和商业发展中心地带,至明末清初,沿河一带

　　街市已显示其繁盛。并凭借"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地理位置优势,迅速崛起,发展成与佛山镇、朱仙镇、景德镇并称的天下四大名镇。境域内集稼嘴、打扣巷、四官殿等码头及黄陂街一线,人烟稠密,商贾辐转,呈现“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华景象,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历经数百年而不衰。

　　又据《江汉区志》记载,自明代中期汉ロ形成直至清末,江汉境域一直归汉阳府所属汉阳县管辖。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汉阳县始设巡检司,管理汉ロ镇,境域属之。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汉ロ巡检司治所由汉江南岸的崇信坊迁到北岸汉ロ一侧。清雍正五年,汉ロ巡检司始下辖汉ロ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其中“循礼坊"即在今江汉区境内。民国时期系汉ロ特别市第三区。1950年11月,成立武汉市“第三区”,1952年7月,更名为“江汉区。江汉,顾名思义即“位于长江汉水交汇之处",实乃因“地标建筑江汉关大楼"而名。

　　地域特色

　　武广商圈:解放大道新华路ロ至航空路ロ地段是本省的一个零售消费核心市

　　场,同时也是武汉市内的交通枢纽,拥有武汉广场、世贸广场、国际厂场、武商摩尔城、武展购物中心、 SOGO 、创世纪、西园等大型购物商业体,全年日均有不少于25万人次的人流量,是武汉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江汉路步行街:2000年9月22日开街,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天津和平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成为中国大都市的"五朵金花”。江汉路是全国最长的步行街,有"天下第一步行街"的美誉,位于武汉汉ロ中心地带,南起沿江大道,贯通中山大道、京汉大道,北至解放大道,全长1210米,宽度为10至25米,最耐看的是一字排开的各种建筑:江汉关、日清银行、日信银行、台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银行汉ロ分行、国货公司大楼,欧陆风格、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现代派,江汉路是武汉20世紀建筑博物馆。#武汉生活# #武汉# #江汉# #江汉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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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位网友观点：

　　1997年，中国银行开始常规审查内部账户，突然发现周总理名下的一个账号里有一万两千英镑，是1967年汇入账户的。如今，这笔款加上利息，已经多达467000元人民币。

　　当时，周总理每月工资仅400元，太太邓颖超每月工资也仅350元。两人大部分的工资都拿来帮助贫困百姓，基本没有结余。

　　工作人员坚定地说：“这笔钱肯定不是周总理的存款。”为了查清真相，他们立刻将此事上报给行长。行长立刻着手调查此事，一件往事浮出水面.......

　　1944年，抗日进入危机关头，中国陷入缺钱缺物质的阶段。为了缓解情况，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当即在大厅设置募捐箱，并寻求华人捐款。当地华人得知情况，纷纷响应。

　　面对募捐箱中大量的善款，国民政府官员并未用在正途，反而中饱私囊，挪为己用。银行工作人员多莉见状，心中不忍，她悄悄将募捐箱放在柜台下面。

　　国民党官员未拿到钱，恼羞成怒，以滥用职权为名，将多莉给告了，并希望中国银行立刻开除多莉。

　　不忍多莉被诬陷，银行职员刘本昆当即将国民党官员中饱私囊的实情说出来，越来越多中国人站出来声援多莉，她最终保住工作。

　　这件事情后，多莉和刘本昆正式走入婚姻的殿堂，多莉也因此多了一个中国名刘道蕊。

　　1949年10月，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中国银行总部立即通知海外各分行冻结资产，等待新政府的接收。

　　台湾当局见状，立刻通知伦敦分行行长将资产和外汇转移到台湾。为掩人耳目，银行行长当即遣散大部分的员工，只留下10名员工，刘本昆恰好在其中。

　　为了保护这些资产，刘本昆联合其它四名爱国人士成立“起义小组”。

　　他们决定先将行长的恶行汇报给总部，然后以中国银行的名义，在伦敦汇丰银行开设一个新账户，并将所有资产转入新账户，避免行长暗中转移资产。由于刘本昆等人的反应及时，新中国的财产得以保全。

　　此后，刘本昆在国外工作多年，但一直希望可以回国。她的妻子刘道蕊为了完成丈夫的心愿，放弃英国国籍，以1.2万英镑变卖了英国的房产。

　　1957年，刘本昆跟妻子回到中国。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缺资金进行基础建设，于是，刘本昆跟妻子商量，决定将1.2万英镑捐出来。

　　可两人刚回国，根本不清楚国内的捐助流程，得知周总理的廉政作风，他们决定委托周总理来捐款。

　　很快，周总理收到了一封信和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信的内容是：“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给您寄去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我们希望可以将这些钱交给国家，用于社会主义建设。”

　　周总理非常感动，但国家不能接受个人的存款。 于是，他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抓紧时间查清楚捐款人是谁，然后把钱给人家送回去。

　　因为刘本昆是以匿名的方式给周总理寄的信，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得知姓名和地址。无奈之下，工作人员只得以周总理的名义在中国银行开一个户头，这笔钱直到周总理去世，都未能还回去。最终，这笔1.2万英镑一直“沉睡”在中国银行。

　　三十年后，随着银行的例行查账，这个秘密才大白于世。工作人员立刻开始多方调查，最终，他们查到了当时汇款的刘本昆夫妇。

　　当找到他们二人时，却发现两人仅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生活相当清苦。

　　工作人员当即提议归还这笔款，夫妻二人直接拒绝：“这笔钱已经捐出去，我们不会再要回来的，还是交给你们来处理吧。”

　　经过双方协商，中国银行决定用这笔钱成立一个基金会，用于表彰在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员工。

　　“爱国”从来不是一个口号，它贯穿刘本昆的一生。在英国，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保全了政府在海外的资产，回国后，他用自己全部的资产来支援国家的建设。

　　正是因为拥有千千万万个刘本昆，我国的国力才会日趋强大起来。向刘本昆夫妇致敬!#人物#

　　作者/Lily

　　编辑/呆呆 幽

第7位网友观点：

　　1997年7月的一天，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核对存款账目，却发现一笔周总理的巨款，足足46万元：难道周总理并不廉洁?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总理为了保护国有资产，让中国银行各个分行冻结资产。然而，接到命令的伦敦分行经理听从国民党的授意，准备将资产转移到台湾。

　　伦敦分行职员刘本昆和妻子刘道蕊不忍祖国财产流失，火速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保护国有资产的决心。

　　夫妇俩联络几位员工发起起义，把钱提前存入另一个银行，如此成功保护了国家在伦敦的资产，刘本昆也因此升为副经理。

　　后来，经过多年奋斗，二人有了一定的积蓄，在英国顺利买了房、车。

　　但细心的刘道蕊发现丈夫并不开心，沟通之后，才知道丈夫是思乡心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刘道蕊决定放弃英国国籍，跟随丈夫来到中国。

　　1967年，他们终于得到总行的批准，得以回到国内。两人欣喜若狂，迅速以1.2万英镑的低价变卖了自己在伦敦的房产，带着8岁的儿子匆匆回到了国内。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二人决定将1.2万英镑捐给国家，支援建设。再三考虑，他们觉得交给廉洁奉公的周总理，更为妥当。

　　于是二人匿名把这笔钱寄给了周总理，并随寄了一封匿名信说明钱是捐给国家的。

　　周总理看到汇票和这封信后，严肃地对旁边的秘书说道：“这笔钱属于个人财产，国家不能挪用，一定要找到这笔钱的归属人原路退回去!”

　　然而当时，国内遭遇特殊时期，调查工作一直无法展开，这笔钱就被暂时存在了周总理的账户内。后来，就被大家遗忘了，刘本昆夫妇也以为自己的钱用到了国家建设上。

　　直到1997年，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核对账目，才发现这笔钱已经被存了30年，加上利息高达46万元。

　　银行工作人员千辛万苦找到了这笔钱的主人，并按照周总理当年的指示，准备将钱退还给刘本昆夫妇。

　　当时刘本昆夫妇头发花白，已经八十多岁了，经济条件也不太宽裕，却依然严词拒绝了这笔钱。

　　他们坚定地说道：“这笔钱是属于国家的。不如建立一个基金会，奖励在中国银行工作的优秀员工。”

　　工作人员实在拗不过他们，只能用这笔钱建立基金会，用来福泽后人。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无数个“刘本昆夫妇”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他们的赤子之心令人动容。周总理一生廉洁，从来不肯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总是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中，他不愧是人民爱戴和敬重的总理。

　　向所有支持和帮助新中国建设的中华儿女致敬!

　　素材：央视东方时空《英镑的故事》

　　#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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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陆委会修法堵“假港资”，陈玉珍痛批阻碍两岸交流】

　　标榜为“避免‘假港资、真中资’来台渗透”，台湾陆委会拟修“港澳条例”第31条排除香港、澳门人等同外国人及华侨返台投资及结汇等相关规定。中国国民党“立委”曾铭宗今天上午受访时表示，其实过去很多港资有一部分是台资，陆委会恐怕要想清楚、要厘清，不要反而限制台商返台投资。

　　曾铭宗表示，陆委会恐怕要想清楚，过去早期很多台商到大陆去发展，都是先到香港去，然后再进大陆，所以很多港资其实是台资。

　　曾铭宗说，只要去问台湾有在香港设分行的银行，就会知道不少港资投资台湾，其实都是台商，所以陆委会必须要厘清，因为港资有一部分是台资，千万不要草率修法一律禁止，反而限制了在港台资返台投资。

　　另一位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认为，陆委会成立很大的功能是要做两岸交流的，但陆委会到目前为止不但没做，反而都在做一些不能交流的事，陆委会是不是要改名为“大陆事务不交流委员会”?

　　来源：中评网